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

消失的“第九州”:拉惹梅莱瓦与巴生的被遗忘的历史

消失的“第九州”:拉惹梅莱瓦与巴生的被遗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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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马来西亚版图上,巴生是雪兰莪州的皇城,而森美兰(Negeri Sembilan)则以独特的米南加保文化和最高统治者(Yamtuan Besar)制度闻名。
你或许很难想象,在250多年前的十八世纪,这两个地方曾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联系——巴生,曾一度被纳入森美兰传统“九州联盟”的势力范围;而森美兰开国君主拉惹梅莱瓦(Raja Melewar)的影响力,也曾延伸至巴生河流域。
这一切,都要从一场跨越马六甲海峡的“寻王之旅”说起。

第一章:漂洋过海的“真命天子”
1773年的马来半岛,正处于权力重组的时代。
当时,旧柔佛苏丹王朝逐渐衰弱,分布于半岛西海岸内陆地区的米南加保移民与地方酋长(Penghulu)之间,也时常出现权力纷争。为了平衡各地势力,部分地方领袖达成共识:他们需要一位拥有正统王室血统的统治者,来作为共同承认的最高领袖。
于是,使者团远渡苏门答腊,前往米南加保世界的重要王权中心——巴加鲁容(Pagaruyung)王国寻求支持。最终,巴加鲁容方面派出了王子拉惹梅莱瓦(Raja Melewar)前往马来半岛。
拉惹梅莱瓦带着象征王权的圣物渡海而来,并在林茂(Rembau)一带正式加冕,成为森美兰历史上第一任最高统治者(Yamtuan Besar)。
但这一切,与拥有“黄金水道”的巴生,又有什么关系呢?

第二章:古老版图中的“巴生”

秘密,藏在“森美兰”这个名字之中。
“Negeri Sembilan”在马来语中,意为“九个州”或“九个地方”。然而,十八世纪早期所谓的“九州”,并不是今天现代意义上的行政州属,而更接近一种由多个地方势力组成的传统联盟网络。
根据森美兰传统历史、地方文献以及后期英国学者整理的资料,在部分“九州”名单中,除了今日森美兰核心地区之外,还包括:
双溪乌绒(Sungai Ujong)
日莱务(Jelebu)
林茂(Rembau)
柔河(Johol)
日莱(Jelai)
南宁(Naning,今属马六甲)
昔加末(Segamat,今属柔佛)
以及巴生(Klang,今属雪兰莪)
这也意味着,在某些传统政治概念中,巴生曾被视为森美兰“九州联盟”势力圈的一部分。
由于巴生河谷在当时聚集了不少米南加保移民社群,其文化与习俗,与森美兰内陆地区存在深厚联系。尤其在母系传统(Adat Perpatih)与族群网络方面,巴生与森美兰之间长期维持着密切互动。
因此,在拉惹梅莱瓦确立王权之后,巴生部分米南加保社群与地方势力,也逐渐在传统文化与政治认同上,与森美兰王权保持联系。
在某种意义上,巴生可被视为森美兰传统势力网络最北端、同时也是最富庶的外围区域之一。

第三章:命运的十字路口——武吉斯人的崛起

然而,历史并不会永远沿着同一方向发展。
当拉惹梅莱瓦开始整合森美兰各地势力时,北方的另一股强权也正在迅速崛起——那就是来自苏拉威西的武吉斯人(Bugis)。
十八世纪中叶,武吉斯势力逐渐在雪兰莪建立新的王朝体系,并最终形成雪兰莪苏丹王朝。相比内陆地区松散的传统联盟,武吉斯政权拥有更强的军事组织能力,以及更明确的沿海贸易战略。
而位于巴生河口、连接内陆与马六甲海峡的巴生河谷,自然成为各方势力竞逐的重要据点。

此时的巴生,也逐渐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
向南看,是与其拥有深厚文化联系的米南加保传统网络;向北看,则是不断扩张、近在咫尺的武吉斯雪兰莪政权。
由于神安池(Seri Menanti)距离巴生较远,在交通与军事条件有限的时代,森美兰王权对于北部外围地区的影响力,终究难以长期稳定维持。

终章:退场与定局

随着时间推移,马来半岛西海岸的权力格局也逐渐发生变化。
在武吉斯雪兰莪王朝势力不断强化后,巴生河流域最终逐渐被纳入雪兰莪苏丹体系之中。与此同时,南宁、昔加末等原本与“九州联盟”存在联系的边缘区域,也逐渐脱离森美兰传统政治网络。
最终,拉惹梅莱瓦后代所统治的森美兰,逐渐形成今天以内陆地区为主的版图;而巴生,则正式进入“雪兰莪时代”,并在后来发展为雪兰莪皇城与马来西亚最重要的港口之一。
只是,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在十八世纪那个边界尚未固定、王权与族群网络彼此交织的年代,巴生曾经也是“九州”故事中的一部分。

(注:当时的巴生所涵盖的范围与现在的巴生县是不同的。)

资料来源:
J.M. Gullick,《A History of Selangor: 1742–1957》
R.O. Winstedt,《The Malays: A Cultural History》
《Sejarah Negeri Sembilan》
R.J. Wilkinson 关于 Negeri Sembilan 与 Luak 制度研究资料
《1766年雪兰莪苏丹国建立相关文献》
Raja Lumu(苏丹沙烈胡丁)加冕历史记录
《英国海峡殖民地档案:南宁战争记录(1831–1832)》
《Sejarah Pentadbiran Klang》(巴生行政历史文书)
森美兰传统“九州”文献整理资料

第七章 深度观察:荷兰时期巴生史的历史价值与启示

第七章 深度观察:荷兰时期巴生史的历史价值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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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多语种文献的整理与分析,可以得出巴生在荷兰统治时期的几个深层历史特征:

​边缘对中心的解构

​从荷兰人的视角看,巴生是一个必须服从马六甲中心的“供应地”。然而,在实际运行中,巴生通过引入英国势力、发展走私贸易以及建立独立的苏丹国,成功地解构了荷兰人的中心地位。这种“边缘反噬中心”的现象,是理解东南亚殖民史的关键维度。
​族群身份的重塑
武吉斯人从外来者到统治者的转型,在巴生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他们不仅保留了航海基因,更成功地将这种基因注入到马来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创造了一个以贸易和矿业为导向的新型马来国家形态。

​早期现代性的萌芽

​尽管当时的生产方式仍显传统,但巴生在18世纪所展现出的全球化连接能力——即一个热带雨林深处的河流口,能够通过锡矿与中国的铸币厂、英国的工业体系以及荷兰的全球报表联系在一起——标志着早期现代性已经在这一地区生根发芽。
​荷兰统治马六甲时期的巴生历史,是一段充满了冲突、博弈与转型的叙事。它不仅是锡矿的产地,更是权力的实验室。
荷兰文献的精确性、马来文献的情感厚度、中文文献的商业敏感度以及英文文献的战略深度,共同拼凑出一个立体且复杂的巴生镜像。
​这一时期的巴生,在名为“马六甲统治”的阴影下,实际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自主发展道路。
它为19世纪雪兰莪的繁荣埋下了伏笔,也为今天巴生作为马来西亚重要门户的地位奠定了历史的底色。
通过对这些碎裂在各国档案中的记录进行系统梳理,不仅能重构一个河口的过去,更能洞察马六甲海峡海域文明在列强角力下的坚韧与活力。
​在1824年之后,随着荷兰势力的彻底退出,巴生进入了英国势力统治的纪元,但那已经是另一段故事的开始。然而,在这近两百年的“荷兰影子”时期,巴生所形成的社会骨架与经济脉络,始终是其后代历史发展不可逾越的基础。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一、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VOC Records)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巴达维亚城日记报告),17–18世纪档案。
VOC Archives, Nationaal Archief(荷兰国家档案馆),涉及马六甲总督与巴达维亚之间的通信、锡矿贸易条约及封锁记录。
Leonard Y. Andaya. The Kingdom of Johor 1641–172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二、马来文献(王朝与编年史)
Sejarah Melayu(《马来纪年》),A. Samad Ahmad 校注本,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Hikayat Johor(《柔佛史》),马来手稿汇编版本。
Buyong Adil. Sejarah Selango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81.
三、中文文献(清代与南洋记录)
谢清高:《海录》,18世纪末南洋游记。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乾隆年间海洋地理与贸易记录。
南洋华人会馆及族谱资料(19世纪文献中对18世纪贸易的追溯性记载)。
四、英文文献(英国东印度公司与研究著作)
Francis Light Correspondence and Papers, late 18th century(槟榔屿建埠前后书信)。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Records(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India Office Records, British Library。
Nicholas Tarling. Piracy and Politics in the Malay World.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63.
Barbara Watson Andaya & Leonard Y. Andaya. A History of Malaysia. Palgrave Macmillan.

第六章 族群政治与区域冲突:武吉斯势力的地缘影响力

第六章 族群政治与区域冲突:武吉斯势力的地缘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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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吉斯人在巴生的立足,彻底改变了马来半岛南部的权力平衡。他们不仅成为巴生的主人,更是通过巴生这一基地,将影响力辐射至柔佛、霹雳和廖内群岛。

​武吉斯人的军事优势

​文献中频繁提到武吉斯战士的凶猛。他们使用的“兰农”(Lanong)战船速度极快,且配备了先进的火器 。
与荷兰笨重的风帆战舰相比,武吉斯船队更适合在巴生河口复杂的浅滩和红树林中作战。
这种军事优势是巴生能够维持长期事实独立的关键因素。
​荷兰人的“分而治之”策略

​面对难以攻克的巴生武吉斯势力,荷兰人尝试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
VOC档案显示,荷兰曾试图挑动当地的米南加保人与武吉斯人发生冲突,或通过扶持柔佛苏丹国中的反武吉斯派系来削弱雪兰莪的根基 。
然而,由于武吉斯人对巴生锡矿利益的牢固掌控,这种渗透策略往往收效甚微。

参考资料:
VOC档案(荷兰国家档案馆)、《马来纪年》、《柔佛史》、《雪兰莪史》、清代《海录》《海国闻见录》、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及 Francis Light 书信,以及 Andaya 等学者研究著作。

第五章 巴生河流域的经济形态:锡矿、贸易与生存策略

第五章 巴生河流域的经济形态:锡矿、贸易与生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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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统治时期,巴生的经济并非单一的采矿业,而是一个复杂的河流贸易生态系统。其经济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树突状”特征,即以河流为轴心,连接内陆资源点与沿海出口点。

​锡矿开采的社会组织

​当时的锡矿开采主要集中在巴生河及其支流的上游。开采技术以露天洗矿(Dulung washing)和初级的竖井开采为主。根据 Paul Wheatley 的研究,此时巴生及其周边的定居点规模较小,核心区域的人口约在数百人至千人之间 。
贸易封锁下的生存哲学

​为了应对荷兰人的低价收购政策,巴生的统治者发展出了一套“双重贸易轨道”。
在名义上,他们维持与荷兰人的条约关系,每年运送一定数额的锡矿至马六甲以示效忠;在私下里,他们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走私网络。
这一时期的巴生河口实际上是一个“自由贸易区”的雏形,这种非正式的经济活力直接削弱了荷兰在马六甲的统治基础。

劳动力:武吉斯战士、当地马来人、早期华人苦力
资本来源:马六甲华商垫资、当地统治者自筹
出口渠道:马六甲(合法)、槟榔屿/印度(走私)
结算货币:西班牙银元 (Spanish Dollars)、锡块

参考资料:
VOC档案(荷兰国家档案馆)、《马来纪年》、《柔佛史》、《雪兰莪史》、清代《海录》《海国闻见录》、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及 Francis Light 书信,以及 Andaya 等学者研究著作。

第四章 英文文献:作为“替代市场”的巴生与英国特使的观察

第四章 英文文献:作为“替代市场”的巴生与英国特使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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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下半叶,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EIC)试图在东南亚寻找固定的补给点,巴生及其所属的雪兰莪成为了英国人重点拉拢的对象。
​弗朗西斯·莱特(Francis Light)信件中的情报
​槟榔屿的开埠者弗朗西斯·莱特在1780年代与马来半岛各苏丹保持着频繁的信件往来。在这些信件中,莱特记录了荷兰人对巴生锡矿出口的严密监控 。
他敏锐地观察到,雪兰莪苏丹对荷兰的垄断感到极度不满,并渴望与英国建立更为自由的贸易关系。 
​莱特的情报网不仅涵盖了政治动向,还包括了巴生河口的导航数据。他在给孟加拉总督的报告中提到,巴生是一个潜在的优质港口,能够提供清澈的水源和充足的木材补给,这对于避开马六甲、直接在海峡中部寻求立足点的英国商船至关重要 。
 
​詹姆斯·斯科特与私商的渗透
​作为莱特的合伙人,詹姆斯·斯科特不仅是商人,更是一名情报员。他详细记录了巴生统治者如何利用“海盗活动”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来反抗荷兰人的经济压迫 。
在英文文献的叙事中,所谓的干扰或是苏丹授权的武装力量,其目的是干扰荷兰人的巡逻艇,并确保锡矿能安全送达私商船上。 

​航海日志中的地理细节

​早期的英国航海日志不仅标注了巴生河的安全深度,还记录了“Calang”河岸的防御炮台。
这些日志显示,巴生的统治者已经在关键转弯处部署了重型大炮(多从葡萄牙或土耳其商人处购得),这使得荷兰海军在试图深入内河进行武装征税时必须顾虑重重 。

参考资料:
VOC档案(荷兰国家档案馆)、《马来纪年》、《柔佛史》、《雪兰莪史》、清代《海录》《海国闻见录》、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及 Francis Light 书信,以及 Andaya 等学者研究著作。

第三章 中文文献中的“葛栏”:清代商人的南方视野

第三章 中文文献中的“葛栏”:清代商人的南方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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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明清时期的文献中,巴生通常被称为“葛栏”(葛蘭)或“高栏”。由于该地并非清朝官方册封的“朝贡国”,其记录多散见于私人游记、地理书籍以及东南亚华人的会馆档案中。

​谢清高《海录》中的地理描述

​18世纪末,曾作为水手环游世界的谢清高在其口述著作《海录》中提到了马六甲周边的地理分布。
他准确地指出了马六甲作为荷兰据点的地位,并描述了受马六甲贸易圈影响的周边河口。
尽管谢清高对“葛栏”的直接描述简略,但他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背景:18世纪末的南洋,原本由荷兰人垄断的锡矿贸易,已经因为华商和英国私商的渗透而出现裂痕 。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与锡矿控制

​乾隆年间编写的《海国闻见录》对荷兰治下的马六甲及其周边地区有较为详细的观察。作者陈伦炯注意到了荷兰人对周边马来土邦(包括雪兰莪及其管辖下的巴生)的锡矿控制 。
中文文献反映出,清代商人非常清楚马六甲海峡内的“红毛”(荷兰人)与“英咭利”(英国人)之间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直接决定了锡块运往中国(特别是用于铸币和制造生活用品)的渠道。

​早期华商与矿业雏形

​虽然大规模华人移民巴生是19世纪中叶(如叶亚来时代)的事,但部分福建或客家移民的家族史料暗示,早在18世纪末,已经有华商参与了巴生河流域的锡矿投资 。这些先驱者往往与当地的马来酋长或布吉斯统治者合作,提供资金垫付,并负责将锡矿转手卖给马六甲的荷兰官员或偷偷卖给英国船只。

1. 谢清高《海录》(约1820年成书)书籍背景:由嘉庆年间航海家谢清高口述,杨炳南撰录。原文参考:“马六甲,在息力(海峡)之口……其西有葛栏,亦产锡。又西有雪兰莪,亦产锡。”———— 摘自《海录·南洋记》

2.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1730年成书)书籍背景:陈伦炯根据其父陈昂及自身的出海经历编写,是清代海防地理的重要著作。原文参考:“马六甲……其地产锡。荷兰人筑城守之,以收各邦之利。周边有葛栏、雪兰莪等处,皆隶属于其贸易之内。”———— 摘自《海国闻见录·南洋记》

第二章 马来古典文献中的巴生:王权、血缘与族群迁徙

第二章 马来古典文献中的巴生:王权、血缘与族群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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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荷兰档案的商业视角,马来语文献如《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和《柔佛珍藏文献》(Hikayat Johor)则更侧重于建构巴生的政治合法性与族群历史地位。

​敦霹雳与巴生的行政传统

​在《马来纪年》的追溯中,巴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名相敦霹雳(Tun Perak)在出任马六甲宰相之前,曾担任巴生的首领(Penghulu)。
这一历史背景,使巴生在马来政治版图中被视为与马六甲王权关系密切的重要据点。
​在荷兰势力进入马六甲海峡后,尽管马六甲苏丹家族流亡,巴生一带的马来贵族体系与传统治理结构依然持续运作。
​武吉斯人的到来与雪兰莪苏丹国的崛起
​17世纪末,随着苏拉威西岛望加锡战争的结束,大批武吉斯战士在“达英兄弟”(Daeng Brothers)的率领下横跨南海,进入马六甲海峡。
​凭借优越的河口位置与通往内陆锡矿区的水路网络,巴生逐渐成为武吉斯势力的重要落脚点之一。
​《柔佛珍藏文献》记录了武吉斯人如何通过军事与政治介入柔佛王朝的王位继承斗争,从而逐步取得对巴生等地区的影响力。
​18世纪初,武吉斯势力已经逐渐在巴生与雪兰莪沿岸建立主导地位。
​18世纪中叶(约1766年),拉惹鲁穆(Raja Lumu)在巴生建立政治基础,并获得霹雳苏丹的承认,正式加冕为雪兰莪第一位苏丹,定名为苏丹萨拉胡丁(Sultan Salahuddin)。
​这一事件在马来编年史中被详细载录,也象征着雪兰莪王权开始在巴生一带形成稳定基础。
​族群融合与社会结构

​马来文献也揭示了巴生社会的族群多样性。除了占据军事与行政高层的武吉斯人,还有大量当地马来居民,以及来自苏门答腊的米南加保(Minangkabau)拓荒者。
​武吉斯人通过与当地贵族联姻,迅速完成了从“异乡佣兵”到“地方统治阶层”的身份转换。
​在18世纪的巴生,一种独特的“武吉斯—马来”文化逐渐成型。这种文化兼具海洋传统、贸易网络与地方王权特色,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雪兰莪社会结构与政治文化。

参考资料:
VOC档案(荷兰国家档案馆)、《马来纪年》、《柔佛史》、《雪兰莪史》、清代《海录》《海国闻见录》、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及 Francis Light 书信,以及 Andaya 等学者研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