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马来古典文献中的巴生：王权、血缘与族群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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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荷兰档案的商业视角，马来语文献如《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和《柔佛珍藏文献》（Hikayat Johor）则更侧重于建构巴生的政治合法性与族群历史地位。
敦霹雳与巴生的行政传统
在《马来纪年》的追溯中，巴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名相敦霹雳（Tun Perak）在出任马六甲宰相之前，曾担任巴生的首领（Penghulu）。
这一历史背景，使巴生在马来政治版图中被视为与马六甲王权关系密切的重要据点。
在荷兰势力进入马六甲海峡后，尽管马六甲苏丹家族流亡，巴生一带的马来贵族体系与传统治理结构依然持续运作。
武吉斯人的到来与雪兰莪苏丹国的崛起
17世纪末，随着苏拉威西岛望加锡战争的结束，大批武吉斯战士在“达英兄弟”（Daeng Brothers）的率领下横跨南海，进入马六甲海峡。
凭借优越的河口位置与通往内陆锡矿区的水路网络，巴生逐渐成为武吉斯势力的重要落脚点之一。
《柔佛珍藏文献》记录了武吉斯人如何通过军事与政治介入柔佛王朝的王位继承斗争，从而逐步取得对巴生等地区的影响力。
18世纪初，武吉斯势力已经逐渐在巴生与雪兰莪沿岸建立主导地位。
18世纪中叶（约1766年），拉惹鲁穆（Raja Lumu）在巴生建立政治基础，并获得霹雳苏丹的承认，正式加冕为雪兰莪第一位苏丹，定名为苏丹萨拉胡丁（Sultan Salahuddin）。
这一事件在马来编年史中被详细载录，也象征着雪兰莪王权开始在巴生一带形成稳定基础。
族群融合与社会结构
马来文献也揭示了巴生社会的族群多样性。除了占据军事与行政高层的武吉斯人，还有大量当地马来居民，以及来自苏门答腊的米南加保（Minangkabau）拓荒者。
武吉斯人通过与当地贵族联姻，迅速完成了从“异乡佣兵”到“地方统治阶层”的身份转换。
在18世纪的巴生，一种独特的“武吉斯—马来”文化逐渐成型。这种文化兼具海洋传统、贸易网络与地方王权特色，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雪兰莪社会结构与政治文化。
参考资料：
VOC档案（荷兰国家档案馆）、《马来纪年》、《柔佛史》、《雪兰莪史》、清代《海录》《海国闻见录》、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及 Francis Light 书信，以及 Andaya 等学者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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