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 时候是最多中国移民潮的一次，那时候也是苦力在外家人前来最旺盛的年代，那时候可以说这些“新客”数目庞大，也是华人落地生根后婴儿潮的时代，那时候很多 地方开始兴办会馆与公学（也就是华校）甚至华文中学成立，那时候是一个很困苦但很特别的年代，大部分华人开始从苦力，转成长工，甚至开始工作性质多元化， 一些人开始当起商人。那时候来往中国与马来半岛书写最频密，大家积极寄生活照给故乡的家人。
那时候，马来半岛开始城市化，尤其是吉隆坡，巴生，新山，怡保等，现在留下绝大多数老旧砖块建筑物，都是那时候兴建留下的。之前多是亚答屋或茅草屋。人人享有的物质开始增加，电力与自来水开始普及供应。
四十年代对于马来半岛，尤其是在巴生谷一带没有新村。
新加坡兴办南洋大学与实行新村政策仍是四十年代后期，甚至五十年代的事情。（照片显示四十年代后期，五十年代，马来半岛开始实行新村政策）
没有人刻意记录，或许就没有留下记忆，或许对于我来说，想纪录一段马来半岛战前的事迹，也颇为艰难。
先谈谈1940年，中国进行着抗战，不断有华侨筹款募捐救济家乡的同胞。
那些年，中国发起：“请购救国公债”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全面抗日开始。不久政府发出《非常时期金融安定办法》，鼓励存款，限制取款，号召人民认购公债，支援国家抗日救国。此期间，四行一局（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家银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先后发行了救国公债。
1938年由马来西亚巴生寄中国永春经厦门林和泰信局中转的侨批封，机盖“厦门/38.1.8AMOY/请购救国公债”宣传日戳，并盖有“吧双坡/益成信局”章和“林和泰信局/专分大洋不取工资/住横竹路二十八号”章。从中可以知道，吉隆坡的外港，当时写成“吧双”。
当然这些汇款，不是个人而可能是一群华工集合成一笔款项，再集体汇过去。
可想而知，当年的华社阳盛阴衰，有家眷一起生活的不多；当战争严重爆发，更多具有驾驶技能的华侨充当抗战的大后方，当机工在缅甸与云南之间死亡公路穿插，丧命的不少，不断送上救援物质从缅甸到云南，支援抗战。
我们物质丰硕的今天，很少人懂得当年，男人一根扁担，一身娑衣或一把油伞就赤脚走天涯。女的一把雨伞，一个竹篮，就四处谋生。
那时候，并未把异乡当故乡；可以说葬在那后，家就在那！眷属开枝散叶，落叶自然最终归了根。
一些老人手上的玉镯子是传家之宝，更是没钱时的典当。
雨伞用来遮雨，扁担带著食物，华人当时清贫的很。可谓，空无一物清贫踏实、默默耕耘的过生活。或戴斗笠，穿著单薄的白衫，卷起黑色裤筒，头顶着大太阳，在田野耕耘，在一旁简陋盖起居住所。
所谓，把华人当“经济剥削者”，只是一种错误套上的帽子。当年华人普遍上比谁还穷，三餐不续，家徒四壁，更多光怪陆离的事情，诸如借钱当奴工乞讨借米赊粮等，几乎是绝大多数人实际的景象。
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开始萧条；英国政府把许多华侨从园丘撤走，甚至遣送回中国。
巴生港口在四十年代命名為瑞天咸碼頭（Port Swettenham）；经历了世界大战，外围遭受世界经济萧条影响，运输量大减。当时仍以出口橡胶与锡米或干椰肉为主。
淘锡米的妇女在清晨5时或更早就得出门，摸黑走一两个小时的路到废矿湖开始工作，割胶的工人也挨着树，一棵棵割着一刀刀，等待流满了胶杯之前，才想到把自己喂养！一天准备多餐，吃的食物偶尔发酸，也往嘴巴塞，用水往肚子里灌。
这是许多华人累积艰辛数十年从苦工，奴役到无债的年代，还必须思考如何把家乡的亲人从战乱接出来。
一般人的娱乐以传统戏曲为主，没有其他娱乐。所谓的舞台就像四方桌，观众四面八方可以观看这类小型的文化表演。
最重视的日子除了农历佳节外，全与集体出钱出力兴办社团或宗祠或酬神活动相关。只有极为少数人曾在私塾就学。公学开始在这四十时代萌芽与兴办。
历史的痕迹，随着日子而慢慢淡去，三年零八个月是一段脱难日子也过没过多久，又再从来。那一段是记录从一九四二年底到一九四五。
从战后，许多华人艰辛再重来，耕耘，卖菜，有头路就干。四十年代，肉骨茶在巴生萌芽，也开始成为代表食物。
很多人低头认真地继续割胶，钉木屐和淘锡米。有了小资本，一些人想尽办法做小商。这些都是后话。
这就是四十年代，一个最坏的年代也是最好文化教育萌生的年代，可以说马来半岛，或整个马亚华社是同一个众生相。
